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在战胜了多位竞争对手之后，赫鲁晓夫登上了苏联的权力巅峰。
需要指出的是，在巩固政治领导地位的斗争过程中，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够迅速赢得广泛指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赫鲁晓夫会重视农业改革？他的改革举措具体都有哪些？在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中，为什么他对“种玉米”情有独钟？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1928年，苏联境内爆发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这场危机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斯大林对农民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不仅强调“小农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同一类型的经济”，还声称“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群众就一直在走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将农民视为“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
其结果就是，他不仅全面否定了农民群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还将农民尤其是“那些仍想保留小生产者地位、不愿无条件服从苏维埃决定的农民和他们的经济”划到了社会主义对立面——资本主义的一边，并斥之为“社会主义前进的主要障碍，最大的潜在敌人，最危险的复辟根源”。
为了彻底铲除这一“最大障碍”，斯大林给到的解决方案是“全盘农业集体化”。在今天看来，这是个极具争议的政策。
用发展的眼光看，集体化政策的目的，就是将个体农民变成了集体农庄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大生产，消灭农村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集体农庄制度与城市的国有企业体制相配合，最终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
可以说，苏共中央采用牺牲农业与剥夺庄员的办法，使集体农庄迅速沦为了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原始资金、粮食、工业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机构。与此同时，几千万农民被尽数置于国家机器的严格控制之下，旨在确保国家工业化的有效实施。
因此，苏联农业尽管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远未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农业依然是粗放经营，农民基本靠天吃饭。更为严重的是，在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进程中，农牧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
比如一批拥有较高生产技能、有文化知识、善于经营生产和销售的农民，被当作“富农”消灭掉。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因为失去生了产自主权，生产积极性显著下降，依赖性占据了上风。再加上农庄建立初期组织工作的混乱，使得农村日趋衰退，社会动荡，许多地区在1931年就出现了饥荒现象。
讽刺的是，苏共中央不仅无视饥荒的存在，还在支援工业化的旗号下，进一步加强了对集体农庄的征购。这就使得留给农村的粮食数量不断减少，最终酿成了令人发指的惨剧。
资料显示，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中：
由于饥荒，乌克兰饿死了大约350—400万农民，哈萨克共和国的人口减少了179.8万人。
俄罗斯著名人口学家乌尔拉尼斯认为，苏联居民从1932年的16570万降为1933年4月的15800万，减少的770万人主要是农民。
一言概之，农业集体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红色帝国的命运——它固然促进了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与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但也造成了经济政治的相对落后，最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二战结束后，苏联依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农业问题上，而是主抓城市的重建与工业的恢复工作。
一方面，复员退伍的农村年轻人们，没有大量返回集体农庄，而是选择赶往工厂做工。
另一方面，苏联在战后没有对农业制度尤其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进行改革。
因此，截至赫鲁晓夫上台之前，苏联农业长期处于严重落后的状态。
数据显示，苏联的城市人口，从1926年到1952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从1940年到1952年，工业产量增加了1.3倍。作为对比，农业总产量只增加了10%。
这就形成了农业与工业及居民对农产品需求之间极不协调的局面。
对此，一些苏联学者忧心忡忡地表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
另外，苏联学界普遍认为：
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本身就对农业一窍不通，还对农民怀有一种特别的憎恶与不信任，他从来没有参观视察过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其他政府官员，如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比斯大林懂得更少，
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出生于农民家庭，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经常去农村视察的人，他常与农庄主席交谈，努力了解他们的困难。
赫鲁晓夫在召开于1953年的苏共中央讨论农业问题的九月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深入分析了苏联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
我们还有不少落后的、甚至无人过问的集体农庄和整块的地区。在许多集体农庄和地区内，农作物的产量仍然很低。农业生产的产品率，特别是畜牧业的饲料作物、马铃薯和蔬菜的产品率提高得非常缓慢。
举个例子，苏联的畜牧业发展得特别缓慢。公有畜牧业的产品率仍然低。个别州和共和国的牛奶产品率的情况特别不能容忍。以乳牛数量为例，1953年初比1941年少了350万头，比1928年少了890万头。
尽管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称“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但赫鲁晓夫深知，这一结论是不准确的。只不过，鉴于自己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因此他并未当面予以批驳。
进入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元老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
以次为契机，他使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对农业生产这一关乎国家与人民命运的话题做出了详细阐述。
1月22日，他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反映了自己的看法：
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而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又不允许我们普遍进行数量充足的谷物产品、特别是优质谷物产品贸易和米粮贸易。由于粮食不宽余，我们只得限制粮食的出口量。
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来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
1953年粮食的收购量同1948年的收购量大致相等，分别为18.42亿普特与18.50亿普特，可是消费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食的必需消费量。这个差额不得不动用国家粮食储备粮1.6亿普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955年3月18日，赫鲁晓夫在萨拉托夫市举行的东南地区各州农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指出：
沙皇俄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东西。但是，我亲爱的同志们，自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已近三十八年了，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因此，再往尼古拉二世身上推诿，该觉得可耻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在召开于1953年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中，相继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至此，苏联的农业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主导的农业领域的政策，既涉及农业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涉及具体的农业政策。
1）改革农业计划制度
1955年3月9日，苏共中央与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两点：
第一，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了给农庄和农场的计划指标。
一方面，只保留了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
另一方面，有关播种面积与结构、牲畜种类与头数、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牲畜产品率，各种农艺措施等，均由农业企业结合自身情况自行决定。
不过话说回来，集体农庄全体庄员大会通过的作物播种计划和畜牧业发展计划，应事先提交区执行委员会审核。
如果集体农庄提出的计划不能保证以相应的作物和畜产品完成义务交售额、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额、预购合同和国家收购量，区执行委员会应建议集体农庄对计划做必要的修改。
第二，对农业计划制定的程序以及计划计算的方法均做出了调整。
简单地说，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订计划；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2）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
基于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的需要，苏共中央在农产品采购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一，提高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1964年与1952年相比，全部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提高了7.4倍，畜产品15倍，牛奶3.55倍。
第二，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随着1958年改组拖拉机站，要求对采购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1958年6月，取消了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一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第三，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
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
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的谷物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上述措施尤其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的举措，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
数据显示，1953年农庄向国家和合作社出售的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品的收入合计为41.4亿卢布。等到1960年时，这一数据为141.6亿卢布。
另有数据显示，在1952—1962年期间，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在1952—1961年期间，集体农户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到4倍。
另外，政府还勾销了农庄在义务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的积欠，勾销了各农庄和庄员在畜产品方面未完成的交售量，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增加了对农庄的贷款供给，延长了贷款期限，从1955年起利率几乎降低了1/2。
从1957年起，集体农庄开始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截至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庄员报酬中的比重已经提高到62%。
3）积极鼓励发展个人副业
基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苏共中央实行了新的农业税法。
其中，税额按每1%公顷土地上的收入规定的固定税率计算，这就使得农民的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了80%。
与此同时，政府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主动协助居民购买牲畜和家禽，保证农民饲养牲畜所需的饲料供给等等。
上述举措，使得农民的个人副业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
与1953年相比，到了1958年，个人副业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土豆、蔬菜的产量增长了14.3%，牛的头数增加了25.3%，肉、奶产品量分别增加了33%和27%，水果产量增加了46%。
1953年，2000万农户当中有1/4的家庭不养奶牛；等到了1959年，几乎每家农户都养了奶牛。
遗憾的是，从1956年开始，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简单地说，在他看来，“庄员的一切需要基本上靠公有经济来满足，个人副业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主要满足庄员个人对新鲜蔬菜、水果和浆果的需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开始对农民的个人副业采取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政策。由于1958年农业大丰收，在该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指出：
党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在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因此，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
因此，他要求庄员放弃菜园，取消农场职工自留地和自养牲畜。
数据显示，1959年与1958年相比，私养的牛的数量减少了377万头，即减少12%；奶牛减少135万头，即减少7%；私养猪、绵羊和山羊各减少可3%。1960年，私养牛比1958年减少了22%，其中奶牛减少12%。
个人副业的下降，导致市场供应紧张。
不得已，赫鲁晓夫不得不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再度强调“要重视个人副业”，还宣称个人副业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而且是对从集体经济中所得收入的补充，要严惩那些热衷于取消宅旁园地的人”。
可即便如此，个人副业依然呈现除了整体缩减的趋势。数据显示，1964年与1958年相比，个人副业经济的播种面积、私养牲畜头数、产肉量和产奶量，一般都减少了13%—15%左右。
4）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在斯大林通过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之初，苏维埃政权无力向所有农庄提供它们所需的农业机器。实际上，大多数农庄也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这些农业机器。
为此，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器拖拉机站建设。数据显示，1932年时已达到2446个，1941年超过7000个，1957年时达到了8000个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机器拖拉机站与农庄的关系绝不限于“前者为后者提供生产技术服务，后者为前者支付报酬”。
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联共（布）党在农村的一个政治领导作用，也是一个对农庄加以控制的机构。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有关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制度问题，成为了苏联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愈发坚信，将这些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出售给农庄是极有必要的。
赫鲁晓夫也认为，“倘若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就无法改变这种充满可矛盾的、日趋落后的农业制度”。
他在召开于1958年3月的第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工业管理的改组是一个重要的革命措施，而在农业方面应该采取的革命措施就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要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即“首先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现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进而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苏共中央决议指出，采取这一措施，“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的平均总产量和商品量，并降低其成本。”
5）改革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
截至1956年以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一直实行“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
根据这一制度，集体农庄在年终缴纳所得税、偿还银行贷款、提取公积金以及扣除其他支出之后，会将收入的剩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基金，按照每位庄员的劳动日数以及每个劳动日的日值，以实物为主的形式向庄员发给劳动报酬。
伴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苏联政府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
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进行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
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贯彻物质利益与经济刺激的原则，赫鲁晓夫甚至试验和推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的机械化小组实行包工包产制度。
机械化包工包产小组曾出现过三种形式，一是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一般规模不大；二是在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中又分若干个机械化小组；三是农机手家庭承包。
以上三种形式的共同点是，都是建立在经济承包基础上的，它使最终劳动成果与收入挂钩，从而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只不过，由于受各种因素特别是思想理论的束缚，这种制度并未成为苏联农业中的主要劳动组织形式。
早在1953年召开的苏联中央九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就提倡扩大玉米在畜牧业饲料中的作用。
原因很简单，“苏联今后必须更多注意种植玉米，它是有价值的饲料作物，许多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都广泛地利用玉米来做饲料。”
从他扩种玉米的思想发展过程看，思路大致是这样的：
虽然苏联在农业生产领域推行了不少改革措施，但谷物的产量依然无法满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倘若谷物产量上不去，畜牧业的发展也无从谈起。
因此他要求，苏联在1960年之前要保证全国每年的谷物总产量至少达到100亿普特的规模（约合16500万吨）——这样就可满足全国人民对谷物的需要，同时还可拨出40亿普特的谷物供应畜牧业。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提高谷物产量？对此，赫鲁晓夫认为：
首先，增加谷物产量最快途径就是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其次，增加谷物产量的最大潜力是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
原因很简单，玉米之所以可贵，因为它同时可以解决两个任务，既可以补充谷物来源，又可以用它的秸秆得到很好的青贮饲料。
基于上述认识，以及1955年做青贮饲料的玉米获得了丰收，使得全苏境内种植玉米的热潮被迅速点燃，以至于“种玉米”成为了一种“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不仅制定了用青饲料喂养牲畜的办法，设计制造了机械化种植玉米的专门设备，改进纯种玉米的培育，还规划建立新的粮仓。
为此，乌克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玉米研究所，莫斯科的展览馆里开辟了一个玉米展厅，农业部发行一本新的刊名为《玉米》的科学杂志，食品生产部门增加了用玉米制作的食品种类，还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命名为“玉米”的专门的食品商店。
也就在这一时期，赫鲁晓夫要求不断扩大玉米播种面积。尤其是在1959年9月访美时，在看到当地生长良好的玉米并用它来喂养的牛群长得膘肥体壮之后，更使他下定决心，进一步在苏联推动玉米的扩种工作。
数据显示，1960年时，苏联的玉米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2800公顷，1962年时又扩大到了3700公顷。
应该说，赫鲁晓夫力图通过扩种玉米的途径来解决谷物增产和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思路，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合理的。
不过话说回来，鉴于他不顾具体条件，违背农业生产因地制宜这一最重要的原则，通过一种政治压力搞运动的办法，让那些根本不适合种玉米的地区去种植这一作物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
这种强制推行扩种玉米的运动，造成了以下几个不良后果。
第一，一些地区由于玉米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远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
据1958年至1962年的统计，种植和收获100饲养单位的以三叶草、梯牧草、牧场草等为代表的多年生饲料的成本为1—3卢布，而同样100饲养单位的玉米种植和收获的成本居然高达是5—6卢布。
第二，一味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不仅挤掉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还影响到了谷物的增产。
赫鲁晓夫在1955年提出的在1960年之前每年谷物总产量至少要达到1.65亿吨的指标根本没有达到，到1960年仅为1.255亿吨。
第三，很多不适合种植玉米的地区的青饲料供应，也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比如在立陶宛，1960年为每头奶牛购买的青饲料数量为6吨，1961年降为4.5吨，1962年不到1吨。
随着时间的推移，赫鲁晓夫不仅对这种不顾实际情况，大肆扩大玉米播种面积所犯的一些错误有所认识，也承认玉米并非在所有的地区适合种植。
比如他在1963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讲：
在乌克兰和某些其他共和国的干旱地区究竟种植哪一种谷物更为有利，是冬小麦还是玉米，这是必须谨慎考虑的问题。这里的方针应该是什么，哪一种作物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呢？当然是耗费劳动最少而产量更高的那一种。
我们并没有特别对哪一种作物发誓要效忠到底，我们并没有打算要崇拜它。一定要对产量予以优先考虑。在某一区域的条件下能提供高产、能使投入的劳动获得最大报酬的作物，就应当成为这里农场的主要作物。
我们不应害怕去改变作物布局，如有必要就在干旱区域减少玉米面积，使这些面积让位于各种高产的小麦、大麦、豌豆和高粱。
不过话说回来，赫鲁晓夫在回忆里中，也对其他领导干部的一味迎合表达了不满：
当我开始为种植玉米开展宣传运动时，我真诚地相信——并且我仍然相信——这是做得对的。但有些干部想迎合我。说得粗一点，他们好像一群马屁精。他们不首先为农民做好适当的准备，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
结果，农民根本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种植和收割玉米。最后，人们对玉米可以作为青贮饲料作物产生怀疑，而我作为第一个推广种植玉米的倡议人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
坦诚说，赫鲁晓夫主导的全方位改革，很难说取得了严格意义上的成功。但就以农业改革而言，1958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还是可圈可点的。
得益于赫鲁晓夫推行的农业改革举措，苏联躲过了很可能会出现的粮食危机以及全国范围的大饥荒。
数据显示，除了个别年份外，粮食产量呈现出了整体增长的良好态势，“进而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普遍声誉”。
实际上，俄罗斯学界也普遍认为，得益于农业改革取得的成绩，才使得赫鲁晓夫能够在195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战胜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等反对派，进而登上了权力顶峰。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新中国，不仅都曾“搬运”过“斯大林模式”，且均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
由此可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当其冲就是要做到全面摒弃“斯大林模式”并充分弘扬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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